湘雅百年，英杰辈出。追忆起往昔，一长列有待分说的名字和成就牵引过去和未来的距离，从容地扮演着历史的见证。在这其中，有一位老人，投身教育半百，奉献科研一生，凭不凡的成绩在寄生虫领域享有盛名。而她的思想和人品就如同她在业内的成就一样，广博谦和而扎实深厚。她，就是刘多。

与刘多教授的会面选择在了她的家中，午后卷着慵懒气息的阳光透过客厅的窗帘映在桌上，映亮了她身前一叠记载着历年湘雅院庆的纪念册和那份密密麻麻铺满笔记的采访提纲。背后的书架上干净地排列着各类读物，粗略一眼扫去，文史政治，艺术科学，应有尽有，不动声色间显出了知识分子的博学与大气。整个采访过程非常安静而有序，除了老人家从容不迫的侃侃言谈，就只有风扇有条不紊的作业声入耳，连带晃动了我们身前的水杯——纵然年已九十，刘老的口齿与逻辑依然十分清晰。在她娓娓道来间，漫长人生中的丰富阅历和灼见真知逐渐构建出光辉岁月的图景，又淡泊温润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水面轻快地漾起波纹，如同我们的心绪。

身处革命斗争年间，艰苦环境练就意志和心性

说起建国前那些充满斗争和变革精神的艰苦岁月，刘老颇有感慨。

在学生时代就读湘雅时，恰逢张孝骞先生执掌学院门户，在课程进修上实行非常严格的淘汰制度。如果某一门考试挂科，则一定要求重考；如果重考不过，则会强制留级；如果留级后依然不能通过考试，则会被学院劝退。刘老甚至笑言，在那个时候，即便是有同学留级也不觉得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因为一个30个人的班级到最后可能就只剩下15个人能够按期毕业。“严格”与“艰苦”是谈话间刘老提及最多的字眼，在那个绝大多数人无力负担教材费用的年代，处于全英文教学的环境中，同学们只能上课认真做笔记，课后再到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进行自学，一字一句啃下来，丝毫不敢懈怠。在这种长期的锻炼中，大家自我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得到培养，而其间曲折坎坷，令人无限感慨。此外，在刘老看来，老师们一方面对同学们的日常学习严格要求，一方面在考试后与同学们悉心交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甚至劝一些不适合学医的同学另谋出路，这都是极有担当的行为。可以说，老师们的循循善诱为同学中相当一部分人日后从教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刘老对自己当年积极投身团学工作的事迹也显得颇为自豪。回忆起学院里教会势力占主导的日子，她坦言，身为湘雅第一批共青团员之一，当时与顽固的教会势力在例如人类起源等学术问题上针锋相对，参加联合湖大、师大等邻近高校的游行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是民主进步的需求，也同时顺应时代不可逆的潮流。那个年代，所谓的安稳富足并不属于广大知识分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从家乡寄来的一月用生活费，到手时仅能作数日伙食之资，但湘雅学子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行动并不因环境的恶劣而改变，学术问题上的坚贞，政治斗争里的奋起，都是对这鲜活风貌最生动的写照。

对我们来说，尽管这些事情或多或少在以前就有所耳闻，但在如此近的距离从一位亲历者的口中听来，却显得如此朴素而崇高。历经时间的沉淀，只剩下满腔热血燃烧殆尽后的余温淡然，恍惚间的零落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独有的气节有了更多的尊重。

“你们都会唱院歌吧？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求真求确，必邃必专，宏创造，利人天，发扬光大亿万斯年……”谈到问题的最后，刘老对我们这般说道。从她口中一字一句说出的院训，清澈平实，似乎带着时代的力量。

投身寄生虫研究事业，懂得最多的是坚持与服从

在实习前期主攻外科学的刘老，因国家需要，在后期服从安排分配到了寄生虫系。用她的原话说是“没有其他原因，就是服从组织安排”。这带着时代特色的、异常单纯的想法，使她的人生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

从刘老口中我们得知，对寄生虫展开科学研究的困难，一方面来自实验室条件的落后，例如当年在南京参加高级教师班培训，实验室缺乏足够的高精双目解剖镜，一般的解剖镜只能达到10倍的放大倍率。在这种条件下，要准确找到并分离蚊子的唾液腺，难度可想而知。但他们依然能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操作技术完成实验，这与日常的刻苦学习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则来自实地考察的危险性，研究者需要组成团队深入疫区，从传播媒介、病患治疗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耗时长且不可预知的因素多，对观察能力、统筹能力和与群众的交际能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也正是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研究的早期阶段，刘老逐渐培养起了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和教师应该具有的双重意识。

刘老着重提及她五十年代后期的经历。在后人看来，那是寄生虫科研界教科书式的范本。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由于没有其他的教学任务，教师们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岳阳研究血吸虫的工作由一代名宿陈祜鑫教授（陈教授的学生后来成为湖南地区寄生虫防治的主力军）带领，刘教授也是团队中的一员。陈教授因其对洞庭湖区的熟悉程度之深而被称为“洞庭湖里的活字典”，平日里身先士卒，在乘船调查血吸虫幼虫分布时，为了避免组员被血吸虫感染，亲自去扯芦苇铺在水面上，将自己置于危险而不顾；在遍布血吸虫的湖面上夜宿泊船，刘老等组员因为害怕而难以入眠，陈教授却受之坦然，呼呼大睡，令旁人大为钦服。此后，刘教授受陈教授的委派，带领十人团队去桂阳等疟疾疫区做调查，自己撰写计划展开研究并定期接受进展检查和工作指导，长期下来，极大地锻炼了自身主持研究工作的能力。其时，湖南对疟疾的传播途径并不清楚，微小按蚊、中华按蚊、雷氏按蚊都有可能是其传播媒介，因中华按蚊等蚊种亚型众多难以一一辨别，科研进展相当缓慢。但刘教授带领团队通过长达一年的调查，终于以分布密度及唾液腺中有无子孢子和卵囊的差别逐渐排除微小按蚊是疟疾传播媒介的可能性，并且初步确认中华按蚊是其传播媒介。这种对研究工作的坚持，一者极好地总结了前人的观点使调查工作的组织变得系统，二者又能为寄生虫的防治提出如围垦灭螺等影响深远的新思路。“服从安排”与“咬牙坚持”的品质，用刘教授的话说，是她受先辈的影响，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在那个年代真正得到升华的内涵。

寄生虫抗击和防治工作无疑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但在那个年代，无数工作者无怨无悔地奔赴一线，放弃学校和实验室里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深入疫区，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真正做到了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当被问及如何平衡这两种利益时，刘老笑道：“我觉得你们这个问题问得不好，这两点实际上是不冲突的。”在她看来，投身抗击寄生虫一线队伍固然是为国家做出贡献，但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自己也掌握了许多新的知识和技能，对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来说，这就是那种单纯诉求得到满足以后，最原始的热切和幸福。

助力湘雅后继有人，奉献与执着让学生懂得大爱与情怀

在刘老看来，当一名教育工作者达到一定身份后，培训年轻干部，自己带头刻苦工作，深入实际下到每一个有研究价值的点，是作为领导最重要的三点要求。对于湘雅医学院培养青年教师的方法，刘老也表达了肯定的态度——上课之前，所有的青年老师都要求预讲，系中所有教授都应到场旁听，并且要一一表扬其优点，同时指出其缺点。甚至院系还经常组织教师考试以检测其知识理论水平。“让每个青年教师都能够很快的成长起来”是刘老对这套培养方法效果的总结。

刘老还说，每个湘雅的学生都有可能成为高等学校的教师兼临床工作者。从生涯的一开始，或多或少都需要接触科研，只会照本宣科并不能解决问题，阅读——观察——分析——决断的结合才能真正提出他人所不能的创见。

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刘老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故事：

1. 多年前有原虫专家发现疟原虫有子孢子，提出疟原虫可以直接侵袭进入红细胞的观点，然而当初很多学者并不能确定这个事实。后来研究又发现疟疾可以一定程度减轻梅毒症状。为了研究清楚这些问题，他们设置了一系列的实验。例如，把疟疾病人的血和疟原虫子孢子分别注入梅毒病人志愿者体内对比其临床表现，在发现差异后又做出调整，对病人进行左手子孢子注射后在右手按一定时间间隔抽出血液，再注入其他病人身体内观察现象。结果发现注射子孢子后疟原虫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血液中，抽取这段时间的病人血液注入其他病人体内也并不能致病。长此以往，最终发现了与原本“疟原虫直接侵袭进入红细胞”这一观点不相符的疟原虫红外期的存在，完善了医学界对疟原虫生活史的了解。

2.刘教授曾主持研究斯氏狸殖吸虫的中间宿主的工作。通过对当时理论的推演，斯氏狸殖吸虫的中间宿主应该是螺类，可是深入疫区的时候却没有发现符合要求的中间宿主。但他们没有放弃，依然深入各个地区展开调查，终于，经过长途跋涉后到达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她在休息时翻看小溪周围的小石块，居然在石头背面发现一些小螺丝。事后经过生物科学院鉴定，这些长度仅1.6mm的螺类是一种新物种，并将其命名为中华小豆螺。在其体内找到了斯氏狸殖吸虫幼虫，揭开了我国华中、华南等多地斯氏狸殖吸虫病流行区找不到螺类中间宿主之谜。

广泛阅读，静心思考，热爱科学，善于总结，懂得从一般规律入手发现特殊现象，这是刘老对每一位湘雅学子简单的期望。朴素，深沉而厚重。

事实上，刘老对湘雅学子的厚爱还远不止于此。她曾连续三年每年拿出5000元对口资助4名湘雅医学生，在2013年在社会实践团宣讲会上，也有过当场为暑期支教社会实践团捐款5000元助学款的善举。谈到这些事迹，刘老显得很谦虚。她只是说，她成长自湘雅，理应为湘雅的发展做力所能及的事。如今生活早已不如以往那般艰苦，应当给予那些山区贫困的孩子们更多的关怀，让他们能够走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开拓自身视野，实现自身价值，为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她的生活安稳朴素，面对大风大浪也能处之泰然，但对一切有利于湘雅学生的事情，那带着些许片刻难捺的殷殷关怀和切切期许却显得那么动人，那么真切。

在古稀之年彻底退休之后，刘老始终保持着勤恳好学的态度。用她的话说，紧跟时代的脚步，了解寄生虫学科的发展趋势，是她作为业界前辈的责任。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样一位年高德劭的饱学宿儒，依然在闲暇时去图书馆借阅了许多书籍，对临床方面的知识表现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她说，她觉得自己临床知识很不足。或许真正的大师就是这样，当所有人都在回味过去的风华绝代，唯有他们报以时光的静默淡然，桃李天下而系传道，著作等身而续笔耕，宠辱不惊的纤纤文素流淌在身上，绽放出属于大师们私有的美丽。

“多读一点史书，对年轻人有好处”，这是刘教授向我们表达的最后一个观点。当她背朝角落那一方书架同我们交谈时，温婉娴静，好似作家笔下的女子从朦胧走向真切。书架上的书在她背后干净地微笑着，发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