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杖，现代医学的象征物，昭示着医生职业的艰难与伟大。“手持蛇杖前行的勇士”，是我近日捧读大叔外公、心胸外科专家谢陶瀛教授的传记《心胸外科专家谢陶瀛教授传》（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10月）后，对医生的新认识。

为医生作传，其医学成就、在医学史上的地位自然是题中之义，须引经据典条分缕析，病人病例梳理来龙去脉。对我而言，除了对此做一些了解，更重要的是第一次真正走近大叔外公的人生世界，聆听他的教诲，获得崇高人格的感召。我母亲的家族成员里，上下三代有十几位医生，学医从医的传统自大叔外公始，“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好医生，热爱祖国，热爱职业”，是大叔外公留给后人的谆谆嘱咐。之前只笼统地知道谢家的医生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都是佼佼者，是家族的骄傲，并不确切知晓医人救人的背后日复一日的专注努力，全情付出。

大叔外公谢陶瀛教授（1910—1981）1936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获美国康乃狄克州政府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湘雅医学院创立于1914年，由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联合创建，在中国西医学发展史上有很高地位，素有“北协和，南湘雅”之说。他的一生，“历经中国新、旧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初期等各个历史阶段”。在如此动荡多变的历史环境中，从刻苦勤学的湘雅医学院学生到湘雅医学院心胸外科名医、我国心胸外科奠基人之一，要秉持怎样的人生信念与坚韧意志才能达成。

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誓言“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亦指出“大医”者，不但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还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大叔外公在一些重大关口的选择决断，无私无畏，令人感佩。

抗日战争初期，大叔外公随湘雅医院迁址大后方贵阳，年轻的他医术出众，参与张学良将军的阑尾切除手术，为杜月笙行胆囊切除手术。至抗战相持与决胜阶段，三十出头的他怀着极强的民族责任感，不顾个人安危，三次赴滇缅战地救死扶伤，带领手术队随远征军进行野战救护，与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们同生死，共患难。著名抗日将领孙立人将军特意将在战场上缴获的签满军人家属名姓的日军军旗转赠他留做纪念。

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40年5月1日，18架日机在贵阳上空轮番轰炸。人们纷纷疏散，进入防空掩体。手术室里，主刀医师谢陶瀛为急症病人开刀清创止血缝合，十分镇定地完成了手术。就在他和工友抬着患者要向安全地转移时，两颗炸弹袭来，炸垮手术室，炸死四名护士，他被瓦砾砸断右前臂。“平素不爱照相的谢医生，第二天在废墟前拍了一张照片，并在照片背后写到：‘幸而不死，报仇雪恨的责任更大！’这张照片，他一直保存在身边，直到逝世。”

断壁残垣瓦砾堆中，双足开立，左手裹满纱布，右臂用绷带悬吊，神情坚毅，如战士般挺立。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刻，大叔外公的誓言让我更加明白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靠的是不屈的心灵，决死的信念。

抗战结束，在贵阳中央医院工作的他，谢绝上海大医院的热情邀约，携妻儿回到医学、生活等各方面条件不及上海的家乡湖南。与个人生活事业相比，报效母校、服务乡梓是重情重义的大叔外公人生天平上更重的砝码。他回到被日本侵略军糟蹋得不成样子的湘雅校园，以极大的热忱参与复校重建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他全身心投入医学事业，医术高超，目光远大。为了医学外科事业的发展，视名利为无物，辞去湘雅医院副院长之职，专任外科主任，一心从事临床外科和外科学教学，执着追求医学创新。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创建全国第一个外科实验室，打破禁区，率先开展人工低温麻醉与体外循环研究，主持外科专业细化和学科建设，治学严谨，热心培养医学人才，不断突破陈规，为中国临床外科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要做个好医生，心必须是软的。”我无法一一列举大叔外公治好了多少病人，攻克了多少难关，我只知道他抱持医者的自省慈悲，面对每一个病人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医学教育科研，用于救治病人。

十年“文革”夺去他宝贵的工作时间和健康，大叔外公饱受屈辱磨难。晚年他不顾重病在身，争分夺秒主持编纂《现代外科问题》丛书，推动我国外科学的进步，“直至生命垂危的最后几个月，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和注入流汁橡皮管的情况下，还躺在病床上编审了《现代外科问题》的十几万字的书稿。”

心很疼。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随母亲回湘省亲，在大外叔公家住过几天。长沙的溽暑天气，真是让人挥汗如雨。那时的我，懵懂无知，只注意到大叔外公话语不多，轻摇蒲扇整日在书桌边看书用功。现在才知道，那时，将医学视为生命的大叔外公被迫提前退休，被剥夺了治病研究的权利。精神如此痛苦，病魔又悄悄迫近，他仍然手不释卷，从未停止思考。一旦云开天青，重获工作机会，他如“丝方尽”的春蚕，将最后的心血融入外科学的发展之路。

“死是自然规律，活应为人民服务，我为党为国工作，愿捐身体作解剖。”这是大叔外公去世前两天，在体力已极衰惫的情形下，在病床上亲笔写下的遗嘱。眼泪涌了上来。大叔外公生前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殚精竭虑，身后“鞠躬尽瘁肝胆捐躯”用于医学研究。大叔外公安卧在无影灯下，他的医学世界是如此坦荡无畏，他的医学理想是如此高远温暖。

书中搜集的老照片为风云际会的时代和历经时代波澜的精诚大医留下生动记录。我一张张仔细端详，照片里的大叔外公颀长挺拔，温文儒雅，不论是身着西服端坐书斋，还是头戴军帽出征在即，亦或身披白袍肩负生死，与同事学生相切相磋，他的双眸饱含医者仁爱悲悯坚毅之情。（赵文心）——文汇报2015年9月3日第七版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