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飞凡 (1897~1958)湖南醴陵人，病毒学家，国际公认的“衣原体之父”，是1921年湘雅医学院首届毕业校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任职在中央大学医学院的他走出实验室，直接投身火线救护。他1.60m的身躯在炮火中辗转于宝山、闸北、苏州河南岸，救治伤员。他宽慰妻子：“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适合干这个”。淞沪会展打了三个月，汤飞凡也出生入死三个月，期间，仅回家两次。

1919年成立于北京的中央防疫处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迁到长沙。汤飞凡临危受命，重建中央防疫所。汤飞凡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已经没有进行微生物研究的机构，防疫处应当承担这个责任。他带领工作人员，西迁昆明西山重建防疫所，生产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应大后方的防疫需要，并支援了陕甘宁边区。汤飞凡曾说：“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青霉素横空出世后，因其消炎疗效好，副作用小被前线士兵称为“救命药”，为扭转二战战局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全世界青霉素供不应求，中国战场更是奇缺，中国防疫所决定自己研制。

制造青霉素首先要找到菌种，汤飞凡带领防疫处全体职工家属从早到晚到处寻找霉菌。一天，他从计正卢锦汉皮鞋上的一团绿毛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有了菌株，汤飞凡带领大家分离菌种、发酵、培养精制，经过上百次试验，1944年9月5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诞生。新研制的国产青霉素迅速发往全国各战区，为挽救抗战将士和盟军官兵的生命，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中央防疫所回迁，汤飞凡选择了北京天坛，这里是站前中央防疫所的旧址，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大本营。对日本病毒学家和细菌部队来说，汤飞凡是一个并不陌生且恨的牙痒痒的的名字。

后来，汤飞凡是世界上重要病原体——沙眼衣原体的发现者，获国际金质奖章，被认为是离诺贝尔医学奖最近的中国人。

1938年汤飞凡回母校的留影，前排右其三是汤飞凡

1992年国家邮电部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家汤飞凡纪念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