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老师近日仙逝，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上学的时候，每到秋冬季节，因为天气干燥，我就鼻涕带血。湖南是鼻咽癌高发区，而鼻咽癌的早期症状就是鼻涕带血。自己害怕得了鼻咽癌，找了许多老师看了还不放心，一定要找陶教授看。陶老师总是耐心给我解释，然后开药 。每次拿着陶老师开的处方到保健科取药，发药的那位女老师都说：“你好厉害，找这么著名的教授看病。”每一次我心里有些得意又有些不服。得意的是我好像比别人强点，能找陶教授看病；不服的是，陶老师看的病人大多是乡下来的农民或是城里的工人，陶老师对他们也一样的好，难道他们也和我这个未来的医生一样的厉害。

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图书馆和教室里的座位自习时是需要去抢的，去晚了就没有了。我多次在图书馆开门之前和陶老师一起在阅览室门外相遇，等着开门。有更多次，在图书馆看见陶老师等教授在图书馆摘抄文献卡片。

和现在不一样，我们刚工作的那个时代编书的人很少，真正的专家才会编书。大学毕业我分配到了北京工作，我工作的医院和国内其他医院一样，图书馆的书不多，陶教授编的那本草绿色封面的著作特别的引人注目，这在当时应该是最权威的著作，书内引用的参考文献让我惊讶，陶教授竟精通多种语言。拿着这本著作，好像是拿着陶老师抄眷的无数卡片，沉甸甸的。他老人家坐在图书馆阅览室桌前抄卡片的情形就在眼前。

后来我每次去协和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进门的时候，总是有一丝丝的期许，在这里我是不是会遇上陶老师？在当时那个年代，在那种情况下，为了查考文献，当时留在母校工作的同学就特地来过北京。也许陶老师也来过，只不过我没有碰到。后来很多年，我又经常出入国外大学的图书馆，看着那些正在阅读的老教授，好像陶老师也在里面。

陶老师走了，但他在图书馆抄卡片的情形永远的留在了我心里。